原標題：張維為：改革開放40年，成功秘訣何在

　　改革開放走過整整40個年頭，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，震撼了世界。中國按購買力平價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，建立了世界上較為完整的產業(yè)鏈，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，向全世界輸出最多的游客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，還基本實現了全民醫(yī)保和養(yǎng)老。中國如何取得如此之成就？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進行國際比較。

　　學習西方，亦堅持自我

　　首先，與發(fā)展中國家比較。過去數十年，發(fā)展中國家大致采用了兩種發(fā)展模式：一種是全盤照搬西方，特別是政治和經濟制度幾乎完全照抄西方;另一種是全盤否定西方，舉民族主義之旗，走與西方隔絕之路。但兩者效果都不佳。全盤照搬西方的國家多數陷入政治機器空轉，部落、種族、宗教矛盾激化，百姓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。即使少數沒有陷入動亂的國家，也無力實現國家的工業(yè)化和現代化。而全盤否定西方的國家則大多陷入民粹主義泛濫，資金、市場和技術匱乏，民生艱難的境地。

　　中國避免了這兩種極端的選擇。從改革開放一開始，中國就決定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一切有益的東西，但在這個過程中絕不放棄自我。1988年5月，一位非洲總統(tǒng)訪華時曾問鄧小平，如何與西方打交道，鄧回答了四個字：“趨利避害。”他希望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經驗，鄧小平說：“解放思想、獨立思考，從自己的實際出發(fā)來制定政策。不但經濟問題如此，政治問題也如此。”

　　回望這些年西方推動的全球化，本質上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。包含了所謂的“自由化、私有化、市場化、民主化”等。中國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歷史大勢，中國應該順勢而為，但全球化也是一把雙刃劍，處理得好，給人民帶來福祉，處理得不好，會帶來災難，所以中國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采取了趨利避害的戰(zhàn)略。

　　中國明確把全球化界定為經濟全球化，而非政治全球化。中國不僅不放棄社會主義，而且還用社會主義的優(yōu)勢來駕馭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，最終超越資本主義。這使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脫穎而出，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。相比之下，許多發(fā)展中國家擁抱了全球化，卻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危機，往往不是它們“利用”了外資，而是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都被外國資本控制，甚至老百姓財富被華爾街金融大鱷洗劫一空。

　　從實際出發(fā)，穩(wěn)健改革

　　其次，與轉型經濟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比較。這些國家主要采用了兩種改革模式：一種是“激進改革模式”，另一種是“保守改革模式”。前者的特點是“雙休克療法”，即以西方政治模式為藍本一下子把一黨制變成多黨制;以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為藍本，一夜之間完成了所謂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。“雙休克療法”的結果幾乎是災難性的。前蘇聯(lián)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選擇了這種模式，結果蘇聯(lián)迅速解體，經濟全面崩潰，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。

　　“保守改革模式”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堅持原有體制，計劃經濟為主，輔之于極為有限的市場調節(jié)。這些國家對市場經濟、全球化和互聯(lián)網充滿恐懼，始終未能建立起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經濟和政治體制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有限。

　　中國避免了這兩種選擇，中國采取的是“穩(wěn)健改革模式”，其最大特點是大規(guī)模經濟改革，輔之以必要的政治改革，為經濟改革鋪平道路，最終落實到民生的顯著改善。以經濟改革為例，中國借鑒了西方的市場經濟之長，發(fā)揮了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，但也發(fā)揮了社會主義宏觀平衡的優(yōu)勢，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陷入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、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經濟體，現在還走到了世界第四次工業(yè)革命的前沿。

　　不斷探索，規(guī)避陷阱

　　最后，與西方國家比較。西方過去數十年向全世界推銷最多的就是民主化和市場化，亦可稱為“民主原教旨主義”和“市場原教旨主義”。大概忽悠別人的事情做得太多了，結果西方自己也真信這些東西，把自己一并忽悠進去。西方話語創(chuàng)造了無數的所謂陷阱，如“中等收入陷阱”“修昔底德陷阱”“塔西佗陷阱”等等。其實，過去數十年，最大的陷阱就是兩個，即“民主原教旨主義陷阱”和“市場原教旨主義陷阱”。凡是克服這兩個陷阱的就成功了，如中國。凡是陷入這兩個陷阱的就失敗或走衰，如不少西方國家和許多非西方國家。

　　“市場原教旨主義”使西方許多國家陷入了金融危機、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，多數百姓的實際收入二十多年沒有提高。西方推動“民主原教旨主義”，把互聯(lián)網變成了對他國進行政權更迭的工具，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：“阿拉伯之春”變成了“阿拉伯之冬”，大量難民逃離戰(zhàn)亂涌入歐洲，造成歐洲今天最大的政治危機;美國政壇也出現巨變，一些人說這簡直是美國自己的一場“政權更迭”，在這場變革中新社交媒體發(fā)揮了關鍵作用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中國成功避免了這兩種原教旨主義的陷阱。在市場問題上，中國堅持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”，把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機結合起來，這個模式，雖然還在完善之中，但已經帶來中國的迅速崛起。在民主問題上也是一樣，雖然中國的探索還在進行之中，但我們可以說中國“選拔+選舉”的制度總體上優(yōu)于只是依賴選舉的西方制度;中國從上到下普遍實踐的協(xié)商民主總體上高于西方愈來愈民粹的民主;中國的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與執(zhí)行能力及社會整合能力也明顯強于西方國家。

　　回望過去40年，真是感慨萬千。我們不是沒有磕磕碰碰，不是沒有犯錯誤，但在涉及國家發(fā)展道路的戰(zhàn)略抉擇上，我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，中國也因此而全方位和平崛起，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地真正找到成功之路的偉大國家。(作者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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